摘要：
21岁的伍洛，终于完成了她的义务教育阶段。她曾是我的学生，七年前我去凉山一所村小支教，她在班上年龄最大，成绩最好。此后，求学路的不顺，日渐被“第一名”的成就感取代，伍洛越来越想赢，发誓要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。这个夏天，我再次回去，探访昔日的学生，但她走出大山的愿望尚未实现。
文、图、视频丨罗晓兰 编辑丨陶若谷 剪辑丨张歆玥
“失败”的中考2018年春天，索玛花盛开的季节，我遇见了伍洛。在一堆孩子中，她长得最高，鹤立鸡群一般，坐在最后一排，神似网球运动员郑钦文。同学课间在泥坑边弹玻璃珠，吊着两行鼻涕，她不玩，坐在课桌前一笔一划写字。我们玩老鹰捉小鸡，她会过来当母鸡。
那时她13岁，上小学二年级，当班长。我是她的支教老师，当班主任，教语文和音乐。学校在村里，离西昌近200公里，到乡里要走一个小时。村民爱和她开玩笑：你是老师还是学生哦？
展开剩余92%伍洛是班里的老好人。儿童节，被高年级选中跳舞，引来一些同班女孩的嫉妒，孤立她。她一直隐忍，直到有人将实情告诉我。青春期的身体也让她自卑，走路驼背，含胸，夏天满头汗也不肯脱校服外套。月经成为窃笑对象，她把卫生巾裹进黑色塑料袋，藏在书包里层。
不过，伍洛很喜欢跟我家访。家长们讲彝语，我一句听不懂，她当翻译。慢慢话开始变多，谁家爸妈吵架，谁和谁闹别扭，谁是孤儿，在亲戚家轮流住，受同学欺负，一口气讲一长串。也学会了我们老师的话术——“孩子回家做作业吗”“不能光打骂，要教育”……
支教时的二年级班。
这个夏天，我再次回到凉山，住进伍洛家。高山的午后，烈日灼烧皮肤。我们一起下地干活，挖洋芋。她55岁的妈妈用上了智能手机，基本能听懂普通话了。爸爸为了每月省下10块钱的套餐费，还是用老年机。
聊天围绕日常进行。今年的洋芋不好，秋收的玉米一般也卖不上钱。牛羊和猪是主要经济来源，但不久前小黑猪生病死了。过彝族年、做毕摩，也要宰杀。做毕摩是当地一种宗教仪式，六七月份，家家户户都要做，祈福下半年的顺利。
伍洛家在山顶，彝族民居，没有餐桌，火塘架起锅，吃饭端着坐一旁。母亲负责接待，不会讲，就用力笑。父亲坐在角落，抽着烟斗，一言不发。家里6个孩子，伍洛排行老三。
伍洛的爸爸妈妈。
哥哥是老大，学历最高，说话最有分量。伍洛成绩好，也让这个二女儿有了存在感。她上学第一年，就得了公益组织发的奖学金，300块。在当时，是这个家庭卖10只鸡的收入。妈妈高兴得流眼泪，爸爸没有夸出口，只说，原来上学还可以给钱啊？！
此后，她一直拿一等奖。但有一次，数学考了98分，其他人都没上90。颁奖那天，当时的班主任找到她，说你拿过很多次一等奖，这次给第二名怎么样？伍洛知道，班主任跟第二名走得近。但她说，行吧。奖金降到100块，她当时想，“能不能奖状给第二名，把钱给我。”
如今再聊起这事，她说 “我现在肯定不同意，成绩明明摆在那了”，伍洛的声音提高，比当年更有底气了。
这次中考成绩出来，她发了脾气。总成绩比平时少了十多分，在班上落到第二名。她觉得，肯定是被分班影响了。
伍洛就读的县中，两个重点班。按她的讲述，两个班原本是平行的，但初二下学期，学校按成绩重新分班——伍洛和一些尖子生，分到了隔壁班。学校希望提高隔壁班的平均分，在中考时pk县城另一所中学。
班主任换了，任课老师也变了，学生们不想换，但初三开学时，学籍已经自动转过去。某天下了晚自习，校长经过，说你们别死读书，要注意休息。一群人中，伍洛最先呛他：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校长黑着脸走了。
她一口气讲完了这些，然后责怪自己，觉得考太差了。
和城里的尖子生说考差了不一样，在伍洛的坐标系里，第一名意味着拥有最大概率走出大山，差一个名次就有可能阻塞。她所在县只有一所高中，在全州排名倒数，过去十几年没有出过一本生。伍洛以考上985，211大学为目标，需要排到全班第一，全县前三，再去州重点高中的重点班，才有可能性。因此她对中考寄予厚望。
初一期末考试，她一口气拿回家8张奖状，总分和3个单科都是全县第一。初二是全县前三，一直是班上第一名。但是到了中考前几个月，她开始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了又醒，以为天亮了，一看手表才4点。熬夜在宿舍刷数学题，越做越不会，在台灯下急出了眼泪，又担心被人发现，不敢哭出声。
伍洛的奖状。
其实，她的中考成绩不算“失败”，可以上凉山州重点高中的普通班。她所在的乡里没有中学，学生挤到县城，一个年级22个班，每班六七十人，单纯用数学比例来算，已是佼佼者。
但她想上重点班。她打听过了，普通班“学风一般，考上好大学的少”。这半年，她时不时给我发消息，聊起中考，6月底，突然变得安静。我主动问起，她在电话那头低着嗓音，说没考好，在想填志愿的事。
“他们都认识我的名字了”来伍洛的乡村小学支教时，全校5个年级，一个年级一个班，由附近四个村的孩子合并到一起，还有少数是老家没小学，借宿在这边亲戚家的外乡孩子。伍洛所在的班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，只有11个男生，大多数是女生，10岁左右超龄的也不在少数。
他们基础差，二年级拼音认不全，语文第一单元测试平均分10分，第二单元8分。学生们常旷课、请假，因为“妈妈说要喂猪”“今天家里做毕摩”，作业完不成是晚上开灯被骂，“爸爸说再写电坏了”。山上基础设施差，经常停电或跳闸，村民不懂什么原理，就不让孩子长期用电。
撤点并校大潮，完全轮不到这里。教育局的人介绍，2017年该县财政收入仅8270万元，师资严重不足。乡镇小学名额有限，学生得排队才能上学。
我支教的村小，最右侧的板房就是二年级教室。
墙上写着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
伍洛每年开学都会哭闹。一家人的吃喝从土地里刨出来，日子苦，家里的话事人奶奶，只允许男孩上学。
年长4岁的哥哥最先读书。村里2011年通电，哥哥起初点燃捆好的竹子，用来照明写作业，烟熏了眼睛，伍洛也凑前看。她恳求哥哥在假期借给她校服穿——校服是黄色的，肩膀处各镶了一道白边，她至今记得——干活会弄脏，10天一次的赶场才穿，再背上书包，佯装自己是学生。
后来弟弟也上学了。她和姐姐留在家，放牛羊。伍洛最喜欢去一个悬崖边，能远远望见隔壁村的小学。山里一天两顿饭，清晨干活，晌午吃过早午饭，村民再次下了地，天地安静，风把上课铃声、学生打闹声送过来。运气好的话，能听见老师的讲课声。
她听不懂普通话，仍静静地听，幻想有天赶着牛羊经过教室，在窗边听课。她和姐姐在泥地上用树枝学写阿拉伯数字，请哥哥来打分，看谁写得像。
伍洛梦见过自己成了神话里的小女孩。那是妈妈讲的故事：一个天生额头长角的彝族女孩，妈妈被土司抓走，她去营救，路上遇到坏人，但女孩会念咒语，挡路的蛇变成利刃，额头的角变成了金银。最后，小女孩救出妈妈。醒来，伍洛摸自己的额头，看是否长角。“有钱就可以上学了”，她当时想。一天天过去，额头光滑如初。
直到邻村建了支教小学，免学费，包午饭。妈妈不顾奶奶的反对，帮伍洛和妹妹都报上了名。但奶奶撒泼打滚，天天闹，说孩子都去上学了没人放牛羊和猪，要累死自己。伍洛不忍心看妈妈哭，主动说不学了。不久后，奶奶生病去世，她在12岁时上了一年级。
这个夏天，伍洛和家人给荞麦脱粒。
我支教一学期后离开，头些年，她每个月至少和我通一次电话。主要是倾诉。
父亲爬树晾猪草摔下来，断了腰。表姐被酗酒丈夫家暴，离婚要赔彩礼……说的最多的，是姐姐在浙江小作坊串珠子，手常被戳破，每天要坐10多个小时，一个月只放一天假。姐姐比伍洛大3岁，村小建成时，已经到了彝族女孩举行成人礼、能嫁人的年纪，成了家里唯一没上学的孩子。
她在浙江打过工，不识字，一个人不懂打车，不会买机票。几年前相亲结婚，今年带着孩子在青海的工地上，丈夫高空作业，她帮忙做饭。又怀了二胎，回家休养，不识字，去不了大医院，要伍洛带着。在身份证上，伍洛今年24岁——因为超生，上户口时家里按惯常操作，将她和姐姐上成了双胞胎，被登记为同龄。
相比姐姐，伍洛尝到了读书带来的甜头。初中物理指导她关电表，换灯泡，修插电板，家里的电路都是她处理。曾经自卑的身体，生物课本也给出了答案。她总是考第一，名字经常出现在校园广播里，写进红纸贴在升旗台边，去另一所初中考试，发现别人知道她，“他们都认识我的名字了”。
后来支教点撤了，伍洛“老好人”的包袱也渐渐放下，经常跟我吐槽，对老师也吐槽：有的老师常请假，一走就是一两个星期；还有的在外面开酒吧，晚上赚钱，白天上课坐教室里睡觉，让伍洛把教案板书抄在黑板上。
她六年级时，托县城的舅舅帮忙，终于转到了县里。晚上熬夜看书，学校不提供热水，就用冷水洗澡。周末同学都回家了，她趁安静，留在宿舍学习两整天。这里没有奖学金，但考好了，数学老师会自掏腰包，奖励50块。
上初中的时候，她已经成年，学校里有人恋爱。伍洛的抽屉里，也会不时冒出几个橘子、苹果，同桌问起，她说是自己买的。情书送来，她直接撕了，扔进垃圾桶。跟我聊起这些，她又有点后悔，没有看看写了什么。
有男孩释放好感，她会说，你跟我妈妈同姓——亲戚不能通婚。在她的价值观里，恋爱等同于婚姻，而婚姻等同于无休止的生育、劳作，以及丈夫的家暴和酗酒。我逗她，也许会遇见跟你相爱的好男人呢？她回答得果断，不会的。
她说一切以学习为重。凉山州的那所重点，是她的梦中情校。六年级就开始熬夜，想考那里的初中。冬天北风叫得很大声，她没有台灯，到宿舍外借路灯看书。彝族年放假，屋檐挂着冰凌，兄弟姐妹们走亲戚，她独自留在家，几厘米的矮凳当桌子，蹲在火塘边做作业。
小升初考完试，她鼻血流个不停，送到医院，医生说，是熬夜加长期不运动导致的，住了7天院。这时，那所重点校打来电话，说成绩够了，但复核时发现超龄了。
伍洛解释了一通，讲自己当年上学多么艰难，没用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她其实知道关于年龄的规定，但想着，万一自己考得“特别特别好”，被破格录取呢？那次唯一的好消息是，住院费报销下来只花了几百元，“幸亏我们家是贫困户。”
出路的分岔口支教点撤了后，村里的孩子陆续去其他学校就读。除了同一所初中的几个人，伍洛跟多数小学同学多年未见。今年7月，我回去探访以前的学生，伍洛陪我一起。
在村路的分岔口，一个女人赤脚走出来，我们认出是副班长，当初抢了伍洛奖学金的“第二名”。她拿出辣条招待我们，两岁的女儿从沙发一跃而下，副班长娴熟地抱住。
她比伍洛小几个月，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在网上认识了老公，跟他私奔到外地，怀着孕回了家。我忍不住问，为什么成绩这么好还辍学。副班长笑得大声，她说和一个来借读的同学产生矛盾，老师认定她是霸凌方，她因此被爸爸揍了一顿，无心学习了。
副班长接着讲，那个女生如今留在村里，和表哥结了婚，跟婆婆不和。伍洛在一旁尬笑，除了夸夸孩子可爱，再无更多话，闲聊草草结束。
在另一个深山中的村子，我们迎面撞见伍洛当年的同桌，带着一堆侄子侄女，去河边摘野草莓。她也早早辍学，去年结了婚，和丈夫婚前只见过一面，“现在也不熟”，同桌淡淡地说。伍洛跟她问好，闲聊几句，也没话了。
转过头，伍洛向我倾诉，说这样的场合下，自己实在不知道说什么。问结婚过得好不好，引起别人伤心，是自己的罪。万一人家幸福呢？——那更不行，“我受到感染，信了怎么办，会动摇学习的决心。什么年龄干什么事，要分得清。一个文盲能给孩子带来什么，以后孩子会怨恨父母给不了幸福。”
她坚信学习是唯一的出路，即使不是，也是最快的捷径。初中同学中，父母不少是领导、医生、老师，这些家长会主动给孩子补课——在她看来，这是最关心孩子的做法。中考反超她的第一名，被当老师的父母送到成都补课，回来吹嘘成绩提高源于“花了1万”。她跟同学就聊学习，新的课本，更有效的方法，互通有无。要是谁聊起少女心事，她就不理，或转移话题。
碰到同桌，害怕尴尬，伍洛没有跟我去她家里，而是在路边等我，跟一个考学的男孩闲聊起来。
男孩比她高3年级，也是拿奖学金的人，上学晚，今年23岁，刚高中毕业。家里接连发生变故，大哥、二哥相继不在了，他受到打击，高考失利，想放弃大专去打工。伍洛劝了他一路，男孩说，考上高中的本来就少，几年前，当地移风易俗，禁止高彩礼，不少女同学被家人安排，抓紧结了婚，在家带孩子，或去打工，也算是一种主流选择。
当年我的学生在试卷上写“长大以后要去打工”，如今成了现实。
而我当年支教的班级，45个学生中，大约15人继续求学。一部分女生初中没读完，去东南沿海打工。近一些的在县城工作，或在亲戚家当保姆。一个辍学的男生，到江苏工厂打工，不习惯，跟堂哥吵架，骑共享单车想回家，但骑出几公里，就被堂哥追回去了。下个月，他要去西藏干活，高空作业，工资过万，风险也高。
当年支教，学生们送我索玛花，带泥的土豆，漏了气的沙琪玛。离开的时候，一群人早早等在校门口送别。如今他们各有各路。
伍洛觉得自己能读书，已经是个奇迹。“年龄越大，家境越差的，越珍惜读书机会”，她介绍说，这也体现在分班上，初中重点班的都年满17岁。她仍然是班上最大的，不过在同学面前，也会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。
回到伍洛家，天空尽头出现丁达尔效应，光路洒在层叠的山峦上，我感慨真美。伍洛瞟了一眼，“有什么美的，这些山我都看烦了”。
伍洛家门口的山。
中考后，她觉得自己考太差，四处咨询，查各校的本科率，拿不定主意。不知去州重点校的普通班，还是去其他学校的重点班。跟舅舅商量完，又跟哥哥商量，最终她填了第一志愿，一所“重点班”本科率是百分百的县中，曾有学生考上清北。
伍洛被“重点班”录取后，坐了5个小时的班车去报到。那里山更陡，浑浊的金沙江奔腾而过。她和一起考过去的同学自嘲，“都说要离开大山，却去了更多山的地方”。
暑假，伍洛卸载了刚开始玩的快手，开始预习高中课本。上初中后，她不敢再熬夜，晚上11点半前睡觉，早上5:30起床——比同学早起一个小时，先去操场跑步锻炼，第一个到教室背单词和古诗。数学题可以半夜醒来时琢磨，天亮后就会做了。
地里收完洋芋和荞麦，新种下秋收的荞麦，又开始摘花椒。她一边摘，一边听书——伍洛和妹妹共享一部手机和微信，别的不玩，就爱听书，最喜欢听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按她的理解，理科靠刷题，文科靠积累。她觉得学习不苦也不累，从不会想放弃。
我们去看望同学时，她一路塞着耳机，听英语单词。初二降到全县第三名后，她跟第一名详细做了对比，差在英语和语文上。她定下了大学目标，3年后要考来北京，和我团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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